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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品 8006 寥若晨星：
北宋汝窯天青釉茶盞
蘇玫瑰
（亞洲藝術部資深國際學術顧問）
本季推出的汝窯茶盞風華絕代，將汝窯御瓷特有的淡雅溫潤詮釋得淋漓盡致，觀者無不一見傾心、愛不釋手。此器的形制與釉色搭配得宜，其釉色純淨瑩澈、腴潤如絲，歷經數百年滄桑而風采依然，充份體現了這類珍罕名瓷的蘊藉之美。
汝瓷美不勝收，然寥若晨星，故從北宋末年以來，歷代藏家一直汲汲以求。中國文化源遠流長，而歷代陶瓷之中，汝瓷素來被皇室和文人藏家奉為圭臬。明清二代有「五大名窯」之說，所指的便是汝窯及官、哥、定、鈞四窯。但五大窯系之中，仍以汝窯為魁。正因汝窯御瓷地位尊崇，所以自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器成以來，迄今仍備受藏家青睞。不獨南宋宮廷對汝瓷趨之若鶩，明清君主亦珍若拱璧，並敕令能工巧匠複製這抹奇罕無比的天青釉。
汝瓷之美如空谷幽蘭，加上國際收藏界迄今已確認的汝窯整器不足百件，且絕大部份屬博物館珍藏，所以益發難求。北京故宮2015年汝瓷特展圖錄中，作者羅列了世界各地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九十件傳世汝瓷，其中私人珍藏僅佔八例，詳見《汝瓷雅集：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窯瓷器薈萃》頁283-305「附錄」（北京：2015）。附錄臚列汝瓷共九十件，但盌僅有二例，這對本拍品來說可謂意義重大。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上述二盌之中，一者的御題詩明確指出，即便是在十八世紀，盌的數量與盤相比宛若「晨星見一二」。
此詩出自大維德爵士珍藏汝窯名盞內底，圖見蘇玫瑰著作《Imperial Taste –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》頁34-5編號11（三藩市：1989）。此乃乾隆皇（1736至1795年在位）作於1786年的御題詩，當中提到「……至今盤多椀艱致。內府藏盤數近百，椀則晨星見一二。」
根據銘文，大維德盌顯然來自乾隆舊藏，但很可能早在乾隆之前已流入宮廷。大維德中國藝術館有一幅大維德爵士夫人捐贈的大型手卷《古玩圖》，此乃雍正六年（公元1728年）佚名宮廷畫家所作。畫中展示了宮廷收藏的各類奇珍異寶，如陶瓷、青銅、玉器等。陶瓷器物中有一盌，與大維德盌如出一轍，甚至可以說兩者應是同一件作品。圖中的盌沿亦鑲銅，且開片相若，圖見前述蘇玫瑰著作《Imperial Taste –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》頁35圖17。雍正帝眼力卓犖，為歷代清帝之冠，而1728年的手卷，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同一系列但繪於1729年的另一幅畫作（圖見E.S. Rawski及J. Rawson合編的《盛世華章》圖錄頁252-55展品168及169。倫敦：2005），均有雍正（1723至1735年在位）朝中宮廷汝瓷的身影，足證他對汝瓷是何等看重。
汝瓷具體的燒造年份尚未明確，但中國學者陳萬里提出應是公元1086至1106年左右，前後僅廿載，在此期間汝窯製品為北宋宮廷用瓷。陳氏斷代的部份依據，來自兩份宋代文獻，其一是徐兢（1091至1153年）的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，其二是葉寘（活躍於十三世紀初）的《坦齋筆衡》。別的學者認為燒造年代或許略長，甚或長達四十年，但普遍認為汝窯御瓷的燒造年代不長，故成品數量難免偏低。生產規模有限，除了與燒造年代短有關，還可歸咎於燒造汝瓷所用的標準華北饅頭窯，因其窯膛甚小。此外，汝瓷俱用匣缽（用於隔擋窯內碎屑的泥匣）獨立裝燒，於是單品在窯膛內佔用空間更大。從窯址出土的素燒品看來，汝窯御瓷至少有一部分是用無釉焙燒而成，其窯溫很可能較低，旨在保持坯體乾燥，掛釉後再以較高的溫度二次窯燒。初次窯燒雖能祛濕，進而提高成品釉的質量，但每次窯燒難免會有殘損，成品數量亦相應減少。
燒造汝窯御瓷的巔峰時期，應是北宋徽宗年間（公元1100至1126年在位）。徽宗固非治世之材，但其鑑藏、藝術和審美造詣卻早有定論，他統治期間以素雅為尚，這一審美觀對後世影響至深。他命人為宮中古玩編纂圖錄，並為宮廷廟宇定制大批藝術精品，其好古慕雅之名遂不脛而走，造就了中國史上有名的文化盛世。
汝瓷之所以意義重大，更是因為相對於貢瓷而言，它們或許是首批由朝廷定製的陶瓷器物。陸遊（1125至1210年）曾於《老學庵筆記》中提到：「故都時，定器不入禁中，惟用汝器，以定器有芒也。」此說亦散見於其他文獻。皇室捨白色定瓷而取天青汝瓷，這一變遷實乃意料中事，因宋室早已對另一類天青瓷青睞有加。這裏所說的就是浙江越瓷，一種單憑自身的審美價值脫穎而出的中國陶瓷器物之一。越瓷為唐宋貢瓷，根據記載，北宋立國頭三十年（即960至990年期間）內，進貢越瓷已高達十七萬件左右。故及至北宋下半葉，青瓷之名早已深入人心。徐兢著於1124年的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有一段記載頗堪玩味，他說高麗的宮廷用瓷仍以仿定為尚，其中一款香爐「最精絕，其餘則越州古祕色、汝州新窯器，大概相類。」
南宋周輝著於公元1192年的《清波雜志》曾論及汝窯製瓷：「汝窯宮中禁燒，內有瑪瑙末為油，惟供御揀退方許出賣，近尤艱得。」由此看來，這些器物似乎特為宮廷製作，供御落選者方可售賣。
周氏於1192年撰成此書，當時汝瓷已日益稀少。至於釉料中摻有瑪瑙，此話亦頗耐人尋味。
大維德盤（PDF A58）器底銘文出自《乾隆御製詩集》的，其言堪可作為「瑪瑙」之說的佐證：「趙宋青窑建汝州，傳聞瑪瑙末為油。而今景德無斯法，亦自出藍寳色浮。乾隆己亥夏御題」
言下之意，釉料的製備可謂不惜工本，但以御瓷來說，這亦無可厚非。瑪瑙的主要成份為二氧化硅，且以鐵呈色，而這兩種成份均見於汝釉，所以釉中有瑪瑙之說頗為可信。中國研究人員已找到大量文獻，以資證明宋代（以政和一朝為主，即公元1111至1118年）確曾在汝州開採上等瑪瑙。在相關記錄中，他們發現若干報呈皇上有大量優質瑪瑙的敘述，根據《宋史‧食貨志》，此類瑪瑙產自汝州青嶺鎮，即現今寶豐縣大營鎮，距清涼寺窯址僅五華哩。種種跡象顯示，當地燒造的御瓷很可能確曾以名貴的瑪瑙入釉。
如今，汝窯御瓷的窯址已確認為清涼寺。過去三十年來，中國發表的考古和文獻研究成果既深且廣。但早於1930年代已開始研究汝瓷史料者，首推英國藏家和學者大維德爵士（1892至1964年）。作為藏家，大維德爵士汲汲於庋藏汝瓷，蒐集了一批中國境外最為可觀的汝瓷珍藏。作為學者，他孜孜於探索汝瓷，重點發掘中國文學史料中的論述。他於1936年撰文發表研究成果，標題為〈A Commentary on Ju Ware〉，全文載於《東方陶瓷學會會刊》1936-7年刊號14頁18-69，文中還刊印了中文原著的相關章節。時隔八十載，他當年輯錄的文獻匯要，對後學仍裨益良多。可惜的是，他於1964年去世時，汝窯的窯址依然成謎。
但上海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於1986年透露，已在河南寶豐縣清涼寺村中發現汝窯遺址；及至1987年，他們發表了中文研究報告，詳見江慶正、范冬青和周麗麗合撰的《汝窯的發現》（上海：1987），其擴編英文版《汝窯的發現》（The Discovery of Ru Kiln - A Famous Song-ware Kiln of China） 於1991年出版，譯者為朱仁明和許傑（香港：1991）。其後，進一步的報告在中國期刊陸續發表。1990年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《文物》期刊發表了一份長篇報告，詳見《文物》1989年11期頁1-14所載〈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的調查與試掘〉。此後數年內，中日兩地相繼推出了大量的研究、著作和學術展覽。除清涼寺之外，當地還發現了別的窯址，其中一處的出土陶瓷似與汝窯御瓷密切相關。該窯位於汝州張公巷，鄰近汝州東南面。2004年，當地出土探方兩個，合計約124平方米。此處共發現房基四座、水井四眼、灶六個、灰坑七十九個和過濾池（用於淘析原料）一個，以及大量陶瓷和窯具。窯址的地層堆積雖然複雜，但考古學家提出，其燒造年代應是北宋末年至元初。至於張公巷文物與汝窯之關聯，學者素來眾說紛紜，更有人認為張公巷出土的器物，可能是汝窯御瓷與杭州其後燒造的南宋御瓷之間的過渡之作。
1989年發表的清涼寺考古發掘報告，證實了此前一些報告的觀點，即出土汝窯御瓷的形制與紋飾，將遠遠超出傳世品的樣式。根據研究八、九十年代出土汝瓷的學者匯報，該處燒造的陶瓷種類繁多，包括白器、黑器及各式綠釉、三彩、仿鈞釉和褐釉器物。但諸多清涼寺文物之中，最重要的當屬汝窯「官瓷」或「御瓷」。及至2000年，河南考古學家組織了進一步的挖掘，並發現了500平方米的遺址，有多個窯爐、作坊和釉料坑，以及大量的製瓷材料，出土陶瓷數量可觀。出土文物之中，汝窯御瓷佔了98%。該窯址還有匣缽裝燒（如上文所述）的痕跡，此外還有火照及插餅，可見燒造御製汝瓷的過程極為嚴謹。這些火照用於測試窯溫和爐內氣氛，確保就某個釉料批次而言，每個環節皆精準到位。
御製汝釉顏色多變，既有淺淡的鴨蛋青，也有像本拍品般泛藍的天青，其飄逸素雅之美，觀之忘俗。大部份汝瓷的釉面開細碎紋片，但遠不及南宋官哥二窯明顯，而全無開片者甚罕。紋片故意為之者，似以汝窯開風氣之先，其配方和窯燒均須嚴加控制，方能形成理想的細膩片紋。本盞開片格外清淺，有幸經手者方能一睹其妙。
汝瓷泰半滿釉裹足支燒，故釉面有芝麻狀的橢圓痕跡。大多數情況下，支釘以器底為支撐面。但也有一些特例，是將細小的支釘支在淺窄的器足下沿。本拍品即為一例，其足沿仍有三個依稀可辨的小支釘痕。形狀大小相同的已知茶盞僅有一例，此器乃清涼寺出土文物，有趣的是，它也採用了這種高難度的三支釘燒造方式，圖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頁152-3及267編號67（大阪：2009）（圖一）。除此之外，以同一種方式支燒的已知例子，僅見於一批樣式不一的汝窯盞托，如大維德爵士珍藏葵瓣式盞托，圖見蘇玫瑰前述著作《Imperial Taste –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》頁37編號13。大維德盞托與清涼寺出土的一例汝窯近似例，足底均有五個細小的支釘痕，圖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前述著作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頁156-7及267編號69（圖二）。這種將圈足下沿支於小支釘上燒造的方式，難度極大。陶工若用此法，惟有希望盞或盞托的圈足在窯燒之際，能與支釘以等量、等速收縮。否則，器物便會從支釘上傾倒而報廢。
這種燒造方式極為罕見，且動輒出錯，故只能用於特殊定製之物。而定製方若非宮廷，瓷工亦斷不肯冒此奇險。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：用此法燒造的盞與盞托會不會是配對之作？本拍品原來配有一個類似大維德珍藏的盞托嗎？我們若比對兩者大小，便會發現這一搭配確有可能且極為美觀。
北宋滅亡之後，汝窯的名瓷魅力不減。徽宗面臨金軍大舉進犯，終於在公元1126年1月遜位。徽宗之子趙桓即位為欽宗，但於1127年1月降金，並於3月退位。1127年5月，徽欽二宗被金兵擄至東北金都。徽宗第九子趙構於6月在宋代南都河南應天府（今商丘）稱帝，是為宋高宗（公元1127至1162年在位）。由於金國節節進逼，宋高宗退守浙江東南的臨安（今杭州），並於1129年在當地設置「行宮」。
是次南遷雖美其名曰「渡江」，但後世學者皆視之為北宋與南宋的分水嶺。徽宗的珍奇古玩幾為入侵金兵破壞或掠奪殆盡，而宋室南下時攜帶的家當亦乏善可陳。此時，汝瓷已非朝廷唾手可得之物，然其吸引力絲毫未減。
文獻中有一段逸事，足證汝瓷在南宋依然獨領風騷。根據周密（公元1232至1298年）著於十三世紀的《武林舊事》卷九記載，高宗曾親臨功臣張俊（1086至1154年）府第，張氏曾為宋室迎戰金兵，據說因朝廷封賞賜地，卒成高宗治下華南首富。紹興二十一年十月（公元1151年11月），張俊在府中為皇上設筵，與會者約155人，席間賓客競相獻上各式奇珍，除了金銀珠寶、名貴字畫、綾羅綢緞、雀翎等物，尚有十六件汝瓷，計有「酒瓶一對、洗一、香爐一、香盒一、香球一、盞四、盂子二、出香一對、大奩一、小奩一」。
無疑，南宋早期燒造的官瓷，仍順理成章地以仿燒汝瓷為主，這不僅體現於形制和釉料，連燒造技術亦一脈相承。時至明代，北宋汝瓷依然備受矚目，而宣德年間的景德鎮御窯瓷工，更嘗試用江西白瓷胎仿燒宋代汝釉。珠山宣德地層業已出土相關的實證，詳見《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》頁276-7編號97（香港：1989）。
清代君王亦對汝瓷青眼有加，汝瓷的乾隆御題堪可為此現身說法，台北國立故宮相關的珍藏請見《得佳趣：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》頁68-91編號10-22（台北：2012）（圖三a、b），北京故宮珍藏可參見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32：兩宋瓷器（上）》頁2-3編號1及頁8-9編號7（香港：1996）。
有充份證據顯示，雍正帝對宋代汝瓷情有獨鍾。除了上述1728及1729年兩幅描寫宮廷的院畫， 亦可證諸知名御窯督陶官唐英（1682至1756年）的著述。雍正王朝最後一年（公元1735年），唐英著成《陶成紀事碑記》。碑文列舉御瓷五十七種，當中提到仿宋汝窯器為「仿銅骨無紋汝釉，仿宋器貓食盤、人面洗色澤。」就此可參見林業強的英譯， 載於其編撰的《五色瓊霞：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》展覽圖錄頁44（香港：2005）。台北國立故宮《大觀：北宋汝窯特展》圖錄的作者指出，1735年碑文提到的貓食盤，其實是底承四矮足的橢圓形水仙盆，圖見圖錄頁32-61編號7-9（台北：2006）（圖四）。台北故宮珍藏三例皆有乾隆題詠，詳見《得佳趣：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》頁82-7編號17-19（台北：2012）。若干清代宮廷繪畫中，近似的汝窯器皆用作花盆。至於碑文所指的水仙盌，清宮可能曾將珍藏的宋代汝瓷運至景德鎮，作為仿燒的參照物。就此而言，《陶成紀事碑記》另有一筆記錄，其說法更直截了當：「仿銅骨魚子紋汝釉，仿內發宋器色澤。」（英譯請見林業強上述論文）。
顯然，雍正皇帝不惜將宮中的宋代汝窯珍瓷發往景德鎮，以確保御窯瓷工能準確地複製釉料甚或器形。所謂的「銅骨」，很可能是因為宋代汝窯採用不掛釉裸燒的方式，當窯燒結束時，露胎處因接觸空氣而再度氧化，故而胎體泛紅。林氏指出，雍正時期的仿汝釉器亦有複製「銅骨」， 詳見林氏發表於《A Millennium of Monochromes》頁156的論文〈Qing Monochromes and Tang Ying〉（日內瓦：2018）。
古往今來，北宋汝窯天下聞名，迄今仍長盛不衰。藏家慕其蘊藉之美，惜千金難得，故莫不視之為終極的收藏目標。本茶盞彌足珍貴，且美不勝收，洵為芸芸汝窯佳器之中的絕色。
日本私人珍藏
北宋汝窯天青釉茶盞
蘇玫瑰
（亞洲藝術部資深國際學術顧問）
本季推出的汝窯茶盞風華絕代，將汝窯御瓷特有的淡雅溫潤詮釋得淋漓盡致，觀者無不一見傾心、愛不釋手。此器的形制與釉色搭配得宜，其釉色純淨瑩澈、腴潤如絲，歷經數百年滄桑而風采依然，充份體現了這類珍罕名瓷的蘊藉之美。
汝瓷美不勝收，然寥若晨星，故從北宋末年以來，歷代藏家一直汲汲以求。中國文化源遠流長，而歷代陶瓷之中，汝瓷素來被皇室和文人藏家奉為圭臬。明清二代有「五大名窯」之說，所指的便是汝窯及官、哥、定、鈞四窯。但五大窯系之中，仍以汝窯為魁。正因汝窯御瓷地位尊崇，所以自十一世紀末至十二世紀初器成以來，迄今仍備受藏家青睞。不獨南宋宮廷對汝瓷趨之若鶩，明清君主亦珍若拱璧，並敕令能工巧匠複製這抹奇罕無比的天青釉。
汝瓷之美如空谷幽蘭，加上國際收藏界迄今已確認的汝窯整器不足百件，且絕大部份屬博物館珍藏，所以益發難求。北京故宮2015年汝瓷特展圖錄中，作者羅列了世界各地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九十件傳世汝瓷，其中私人珍藏僅佔八例，詳見《汝瓷雅集：故宮博物院珍藏及出土汝窯瓷器薈萃》頁283-305「附錄」（北京：2015）。附錄臚列汝瓷共九十件，但盌僅有二例，這對本拍品來說可謂意義重大。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上述二盌之中，一者的御題詩明確指出，即便是在十八世紀，盌的數量與盤相比宛若「晨星見一二」。
此詩出自大維德爵士珍藏汝窯名盞內底，圖見蘇玫瑰著作《Imperial Taste –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》頁34-5編號11（三藩市：1989）。此乃乾隆皇（1736至1795年在位）作於1786年的御題詩，當中提到「……至今盤多椀艱致。內府藏盤數近百，椀則晨星見一二。」
根據銘文，大維德盌顯然來自乾隆舊藏，但很可能早在乾隆之前已流入宮廷。大維德中國藝術館有一幅大維德爵士夫人捐贈的大型手卷《古玩圖》，此乃雍正六年（公元1728年）佚名宮廷畫家所作。畫中展示了宮廷收藏的各類奇珍異寶，如陶瓷、青銅、玉器等。陶瓷器物中有一盌，與大維德盌如出一轍，甚至可以說兩者應是同一件作品。圖中的盌沿亦鑲銅，且開片相若，圖見前述蘇玫瑰著作《Imperial Taste –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》頁35圖17。雍正帝眼力卓犖，為歷代清帝之冠，而1728年的手卷，以及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同一系列但繪於1729年的另一幅畫作（圖見E.S. Rawski及J. Rawson合編的《盛世華章》圖錄頁252-55展品168及169。倫敦：2005），均有雍正（1723至1735年在位）朝中宮廷汝瓷的身影，足證他對汝瓷是何等看重。
汝瓷具體的燒造年份尚未明確，但中國學者陳萬里提出應是公元1086至1106年左右，前後僅廿載，在此期間汝窯製品為北宋宮廷用瓷。陳氏斷代的部份依據，來自兩份宋代文獻，其一是徐兢（1091至1153年）的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，其二是葉寘（活躍於十三世紀初）的《坦齋筆衡》。別的學者認為燒造年代或許略長，甚或長達四十年，但普遍認為汝窯御瓷的燒造年代不長，故成品數量難免偏低。生產規模有限，除了與燒造年代短有關，還可歸咎於燒造汝瓷所用的標準華北饅頭窯，因其窯膛甚小。此外，汝瓷俱用匣缽（用於隔擋窯內碎屑的泥匣）獨立裝燒，於是單品在窯膛內佔用空間更大。從窯址出土的素燒品看來，汝窯御瓷至少有一部分是用無釉焙燒而成，其窯溫很可能較低，旨在保持坯體乾燥，掛釉後再以較高的溫度二次窯燒。初次窯燒雖能祛濕，進而提高成品釉的質量，但每次窯燒難免會有殘損，成品數量亦相應減少。
燒造汝窯御瓷的巔峰時期，應是北宋徽宗年間（公元1100至1126年在位）。徽宗固非治世之材，但其鑑藏、藝術和審美造詣卻早有定論，他統治期間以素雅為尚，這一審美觀對後世影響至深。他命人為宮中古玩編纂圖錄，並為宮廷廟宇定制大批藝術精品，其好古慕雅之名遂不脛而走，造就了中國史上有名的文化盛世。
汝瓷之所以意義重大，更是因為相對於貢瓷而言，它們或許是首批由朝廷定製的陶瓷器物。陸遊（1125至1210年）曾於《老學庵筆記》中提到：「故都時，定器不入禁中，惟用汝器，以定器有芒也。」此說亦散見於其他文獻。皇室捨白色定瓷而取天青汝瓷，這一變遷實乃意料中事，因宋室早已對另一類天青瓷青睞有加。這裏所說的就是浙江越瓷，一種單憑自身的審美價值脫穎而出的中國陶瓷器物之一。越瓷為唐宋貢瓷，根據記載，北宋立國頭三十年（即960至990年期間）內，進貢越瓷已高達十七萬件左右。故及至北宋下半葉，青瓷之名早已深入人心。徐兢著於1124年的《宣和奉使高麗圖經》有一段記載頗堪玩味，他說高麗的宮廷用瓷仍以仿定為尚，其中一款香爐「最精絕，其餘則越州古祕色、汝州新窯器，大概相類。」
南宋周輝著於公元1192年的《清波雜志》曾論及汝窯製瓷：「汝窯宮中禁燒，內有瑪瑙末為油，惟供御揀退方許出賣，近尤艱得。」由此看來，這些器物似乎特為宮廷製作，供御落選者方可售賣。
周氏於1192年撰成此書，當時汝瓷已日益稀少。至於釉料中摻有瑪瑙，此話亦頗耐人尋味。
大維德盤（PDF A58）器底銘文出自《乾隆御製詩集》的，其言堪可作為「瑪瑙」之說的佐證：「趙宋青窑建汝州，傳聞瑪瑙末為油。而今景德無斯法，亦自出藍寳色浮。乾隆己亥夏御題」
言下之意，釉料的製備可謂不惜工本，但以御瓷來說，這亦無可厚非。瑪瑙的主要成份為二氧化硅，且以鐵呈色，而這兩種成份均見於汝釉，所以釉中有瑪瑙之說頗為可信。中國研究人員已找到大量文獻，以資證明宋代（以政和一朝為主，即公元1111至1118年）確曾在汝州開採上等瑪瑙。在相關記錄中，他們發現若干報呈皇上有大量優質瑪瑙的敘述，根據《宋史‧食貨志》，此類瑪瑙產自汝州青嶺鎮，即現今寶豐縣大營鎮，距清涼寺窯址僅五華哩。種種跡象顯示，當地燒造的御瓷很可能確曾以名貴的瑪瑙入釉。
如今，汝窯御瓷的窯址已確認為清涼寺。過去三十年來，中國發表的考古和文獻研究成果既深且廣。但早於1930年代已開始研究汝瓷史料者，首推英國藏家和學者大維德爵士（1892至1964年）。作為藏家，大維德爵士汲汲於庋藏汝瓷，蒐集了一批中國境外最為可觀的汝瓷珍藏。作為學者，他孜孜於探索汝瓷，重點發掘中國文學史料中的論述。他於1936年撰文發表研究成果，標題為〈A Commentary on Ju Ware〉，全文載於《東方陶瓷學會會刊》1936-7年刊號14頁18-69，文中還刊印了中文原著的相關章節。時隔八十載，他當年輯錄的文獻匯要，對後學仍裨益良多。可惜的是，他於1964年去世時，汝窯的窯址依然成謎。
但上海博物館的研究人員於1986年透露，已在河南寶豐縣清涼寺村中發現汝窯遺址；及至1987年，他們發表了中文研究報告，詳見江慶正、范冬青和周麗麗合撰的《汝窯的發現》（上海：1987），其擴編英文版《汝窯的發現》（The Discovery of Ru Kiln - A Famous Song-ware Kiln of China） 於1991年出版，譯者為朱仁明和許傑（香港：1991）。其後，進一步的報告在中國期刊陸續發表。1990年，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的《文物》期刊發表了一份長篇報告，詳見《文物》1989年11期頁1-14所載〈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的調查與試掘〉。此後數年內，中日兩地相繼推出了大量的研究、著作和學術展覽。除清涼寺之外，當地還發現了別的窯址，其中一處的出土陶瓷似與汝窯御瓷密切相關。該窯位於汝州張公巷，鄰近汝州東南面。2004年，當地出土探方兩個，合計約124平方米。此處共發現房基四座、水井四眼、灶六個、灰坑七十九個和過濾池（用於淘析原料）一個，以及大量陶瓷和窯具。窯址的地層堆積雖然複雜，但考古學家提出，其燒造年代應是北宋末年至元初。至於張公巷文物與汝窯之關聯，學者素來眾說紛紜，更有人認為張公巷出土的器物，可能是汝窯御瓷與杭州其後燒造的南宋御瓷之間的過渡之作。
1989年發表的清涼寺考古發掘報告，證實了此前一些報告的觀點，即出土汝窯御瓷的形制與紋飾，將遠遠超出傳世品的樣式。根據研究八、九十年代出土汝瓷的學者匯報，該處燒造的陶瓷種類繁多，包括白器、黑器及各式綠釉、三彩、仿鈞釉和褐釉器物。但諸多清涼寺文物之中，最重要的當屬汝窯「官瓷」或「御瓷」。及至2000年，河南考古學家組織了進一步的挖掘，並發現了500平方米的遺址，有多個窯爐、作坊和釉料坑，以及大量的製瓷材料，出土陶瓷數量可觀。出土文物之中，汝窯御瓷佔了98%。該窯址還有匣缽裝燒（如上文所述）的痕跡，此外還有火照及插餅，可見燒造御製汝瓷的過程極為嚴謹。這些火照用於測試窯溫和爐內氣氛，確保就某個釉料批次而言，每個環節皆精準到位。
御製汝釉顏色多變，既有淺淡的鴨蛋青，也有像本拍品般泛藍的天青，其飄逸素雅之美，觀之忘俗。大部份汝瓷的釉面開細碎紋片，但遠不及南宋官哥二窯明顯，而全無開片者甚罕。紋片故意為之者，似以汝窯開風氣之先，其配方和窯燒均須嚴加控制，方能形成理想的細膩片紋。本盞開片格外清淺，有幸經手者方能一睹其妙。
汝瓷泰半滿釉裹足支燒，故釉面有芝麻狀的橢圓痕跡。大多數情況下，支釘以器底為支撐面。但也有一些特例，是將細小的支釘支在淺窄的器足下沿。本拍品即為一例，其足沿仍有三個依稀可辨的小支釘痕。形狀大小相同的已知茶盞僅有一例，此器乃清涼寺出土文物，有趣的是，它也採用了這種高難度的三支釘燒造方式，圖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頁152-3及267編號67（大阪：2009）（圖一）。除此之外，以同一種方式支燒的已知例子，僅見於一批樣式不一的汝窯盞托，如大維德爵士珍藏葵瓣式盞托，圖見蘇玫瑰前述著作《Imperial Taste –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》頁37編號13。大維德盞托與清涼寺出土的一例汝窯近似例，足底均有五個細小的支釘痕，圖見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前述著作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頁156-7及267編號69（圖二）。這種將圈足下沿支於小支釘上燒造的方式，難度極大。陶工若用此法，惟有希望盞或盞托的圈足在窯燒之際，能與支釘以等量、等速收縮。否則，器物便會從支釘上傾倒而報廢。
這種燒造方式極為罕見，且動輒出錯，故只能用於特殊定製之物。而定製方若非宮廷，瓷工亦斷不肯冒此奇險。另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：用此法燒造的盞與盞托會不會是配對之作？本拍品原來配有一個類似大維德珍藏的盞托嗎？我們若比對兩者大小，便會發現這一搭配確有可能且極為美觀。
北宋滅亡之後，汝窯的名瓷魅力不減。徽宗面臨金軍大舉進犯，終於在公元1126年1月遜位。徽宗之子趙桓即位為欽宗，但於1127年1月降金，並於3月退位。1127年5月，徽欽二宗被金兵擄至東北金都。徽宗第九子趙構於6月在宋代南都河南應天府（今商丘）稱帝，是為宋高宗（公元1127至1162年在位）。由於金國節節進逼，宋高宗退守浙江東南的臨安（今杭州），並於1129年在當地設置「行宮」。
是次南遷雖美其名曰「渡江」，但後世學者皆視之為北宋與南宋的分水嶺。徽宗的珍奇古玩幾為入侵金兵破壞或掠奪殆盡，而宋室南下時攜帶的家當亦乏善可陳。此時，汝瓷已非朝廷唾手可得之物，然其吸引力絲毫未減。
文獻中有一段逸事，足證汝瓷在南宋依然獨領風騷。根據周密（公元1232至1298年）著於十三世紀的《武林舊事》卷九記載，高宗曾親臨功臣張俊（1086至1154年）府第，張氏曾為宋室迎戰金兵，據說因朝廷封賞賜地，卒成高宗治下華南首富。紹興二十一年十月（公元1151年11月），張俊在府中為皇上設筵，與會者約155人，席間賓客競相獻上各式奇珍，除了金銀珠寶、名貴字畫、綾羅綢緞、雀翎等物，尚有十六件汝瓷，計有「酒瓶一對、洗一、香爐一、香盒一、香球一、盞四、盂子二、出香一對、大奩一、小奩一」。
無疑，南宋早期燒造的官瓷，仍順理成章地以仿燒汝瓷為主，這不僅體現於形制和釉料，連燒造技術亦一脈相承。時至明代，北宋汝瓷依然備受矚目，而宣德年間的景德鎮御窯瓷工，更嘗試用江西白瓷胎仿燒宋代汝釉。珠山宣德地層業已出土相關的實證，詳見《景德鎮珠山出土永樂宣德官窯瓷器展覽》頁276-7編號97（香港：1989）。
清代君王亦對汝瓷青眼有加，汝瓷的乾隆御題堪可為此現身說法，台北國立故宮相關的珍藏請見《得佳趣：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》頁68-91編號10-22（台北：2012）（圖三a、b），北京故宮珍藏可參見《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 32：兩宋瓷器（上）》頁2-3編號1及頁8-9編號7（香港：1996）。
有充份證據顯示，雍正帝對宋代汝瓷情有獨鍾。除了上述1728及1729年兩幅描寫宮廷的院畫， 亦可證諸知名御窯督陶官唐英（1682至1756年）的著述。雍正王朝最後一年（公元1735年），唐英著成《陶成紀事碑記》。碑文列舉御瓷五十七種，當中提到仿宋汝窯器為「仿銅骨無紋汝釉，仿宋器貓食盤、人面洗色澤。」就此可參見林業強的英譯， 載於其編撰的《五色瓊霞：竹月堂藏元明清一道釉瓷器》展覽圖錄頁44（香港：2005）。台北國立故宮《大觀：北宋汝窯特展》圖錄的作者指出，1735年碑文提到的貓食盤，其實是底承四矮足的橢圓形水仙盆，圖見圖錄頁32-61編號7-9（台北：2006）（圖四）。台北故宮珍藏三例皆有乾隆題詠，詳見《得佳趣：乾隆皇帝的陶瓷品味》頁82-7編號17-19（台北：2012）。若干清代宮廷繪畫中，近似的汝窯器皆用作花盆。至於碑文所指的水仙盌，清宮可能曾將珍藏的宋代汝瓷運至景德鎮，作為仿燒的參照物。就此而言，《陶成紀事碑記》另有一筆記錄，其說法更直截了當：「仿銅骨魚子紋汝釉，仿內發宋器色澤。」（英譯請見林業強上述論文）。
顯然，雍正皇帝不惜將宮中的宋代汝窯珍瓷發往景德鎮，以確保御窯瓷工能準確地複製釉料甚或器形。所謂的「銅骨」，很可能是因為宋代汝窯採用不掛釉裸燒的方式，當窯燒結束時，露胎處因接觸空氣而再度氧化，故而胎體泛紅。林氏指出，雍正時期的仿汝釉器亦有複製「銅骨」， 詳見林氏發表於《A Millennium of Monochromes》頁156的論文〈Qing Monochromes and Tang Ying〉（日內瓦：2018）。
古往今來，北宋汝窯天下聞名，迄今仍長盛不衰。藏家慕其蘊藉之美，惜千金難得，故莫不視之為終極的收藏目標。本茶盞彌足珍貴，且美不勝收，洵為芸芸汝窯佳器之中的絕色。
日本私人珍藏
北宋 汝窯天青釉茶盞
NORTHERN SONG DYNASTY, LATE 11TH-EARLY 12TH CENTURY
已結束2018年11月26日
成交價
HKD 56,350,000
更多資訊
專家說明
北宋汝窯天青釉茶盞
出川哲朗
（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館長）
論新發現傳世汝窯茶盞的釉色與形制之美
於2016年，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（下稱「本館」）因緣際會，藉《宋磁の美》展覽推出了一例剛發現的汝窯茶盞。如此機緣，難能可貴，現謹於拙文將其緣起概述如下。
本館的北宋汝窯天青釉水仙盆，乃永久館藏的一大鎭館之寶。汝瓷以其經典的天青釉，被譽為芸芸瓷器中的絕色。能否燒造出淡雅的天青色，誠為汝窯青瓷的頭等大事。為此，必須嚴格控制窯溫，至於胎土是否硬脆，或是否有細微片紋，皆已無關宏旨，至關重要的始終是釉色。汝瓷對釉料要求之高，別的中國陶瓷鮮能望其項背。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址曾發現大量瓷片堆積層，但如本拍品般色呈天青者少之又少，可見釉色確為首要的品鑑標準。若要觀賞青瓷釉色的幽微之美，以自然光充足的環境為上，所以本館佈展時概以此為依歸。鑑於人工照明會影響溫度和釉色，令青瓷外觀大打折扣，所以觀賞時以自然光效果尤佳。
本館曾於1999年舉辦《宋瓷》展覽（1999年6月20日至8月15日），展品中有汝窯青瓷五件，三者為日本珍藏傳世品：一例為本館的水仙盆，另一例其後贈予東京國立博物館，而最後一例於2012年在拍賣會上易手，目前由海外藏家持有。除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（珍藏汝瓷21例）、北京故宮博物院（15例）、中國國家博物館（8例）、大維德中國藝術館（12例）和大英博物館（4例），若想在別處看到五件汝瓷同時亮相，機會率微乎其微。汝瓷是該次展覽的亮點，作為展品並列而置，觀者更容易比對和鑑別各傳世品的色澤和形制之微妙差別。自1987年發現清涼寺窯址以來，考古研究突飛猛進，故及至1999年推出展覽時，汝瓷業已天下聞名。
時至2009年，本館舉辦了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展覽（2009年12月5日至2010年3月28日），呈獻汝窯遺址自1987年以來的出土文物（圖一）。芸芸展品之中，有一部份為此前傳世品所未見，足證汝瓷品種繁多。為是次展覽所出版的圖錄，對我們日後的新發現至為關鍵。展覽中提出的一些汝瓷新觀點，在中國境外亦廣獲認同，對此吾等深感欣慰。主管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在圖錄中指出，出土瓷器鮮有天青色，與傳世品相較之下，益顯天青汝瓷彌足珍貴。
本館以台北故宮珍藏的北宋汝窯水仙盆為題，於2016年舉辦了特展（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3月26日）。是次展覽合共推出四件台北故宮珍藏水仙盆，其中以一例稀世「無紋水仙盆」尤為矚目，同時亮相的還有此器於清代的仿燒之作。
北宋汝窯「無紋水仙盆」被譽為「人類史上陶瓷藝術品的巔峰之作」。在眾多中國陶瓷作品中，汝瓷以質量之高獨領風騷。《格古要論》亦有汝窯青瓷「無紋者尤好」一說，足證此作在人類史上洵為登峰造極之作。
與此同時，我們還推出了《宋磁の美》特展，重點推介本館永久館藏內的宋瓷。「新發現」的汝窯茶盞亦是展品之一，吸引了大批觀眾，可謂轟動一時（圖二）。這件首次曝光的作品，是日本已知第三例傳世北宋汝瓷，也是唯一的盞形器物。此器的形制、大小，均與前述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展覽圖錄中的一例出土汝瓷（編號67）相若，但其淡雅的天青色與後者迥然有異。它的口沿曾有破損，後用金粉修補，但修復時僅用原片，並未添加外物。此物代代相傳，原來保存完好，破損之後，當時的物主用傳統的「金繼」法 (描漆敷金) 黏補修復。原來的殘片用漆黏合，為求美觀，再沿接縫敷以金粉。傳統而言，此法多用於修補茶具，所用金漆華彩熠然，格外美觀。在大阪展出時，據圖錄所示，其盞沿已崩成六片，並用金繼法修復如新（圖三）。
新發現的汝窯盞成為展品之一，其實純屬意外。在籌備《宋磁の美》的過程中，我們獲悉有一件傳世汝瓷，其外觀與2009年圖錄所示相近。物主派人將實物攜至本館，以鑑定其真偽。2015年11月，首席策展人小林仁檢驗了實物，並向本人作出匯報。及至2016年3月，此器再被帶到本館，本人方有緣得識其廬山真貌。茶盞的形制、大小均與出土文物相當，器足亦有三個小支釘痕。然而，它的釉色無懈可擊，能流傳至今，想來與此不無關係。我們確信此乃汝窯真品，原盞當天即存放館內，俟十二月展出。有些情況下，我們也會諮詢外部專家的意見；但就汝瓷而言，我們所做的調查研究不知凡幾，所以對於是次的評鑑結果，我們均信心十足。小林與我鑑定過的出土和傳世汝窯青瓷數目眾多，而我倆對此器的結論可謂不謀而合、毫無疑義。
此盞與出土文物不同的是，其釉色素雅幽靜，器表腴潤，觀之端凝大氣。盞沿釉層偏薄，隱約可見其下微微泛紅的胎色，器足有三個小支釘痕。相形之下，出土文物多有崩損，外形差強人意。
來源
這件汝窯茶盞配一古色古香的木盒，盒身墨書「青磁茶碗」（圖四）。據此盒看來，茶盞早已納入某個日本收藏，可惜除此之外，其他細節一概闕如。
此盞為佐藤弓葛（1917-1996）（圖五）舊藏，據醫生暨陶瓷學者工藤吉郎先生透露，佐藤先生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，獲頒西班牙語學位，其後在九州大學教授法文。工藤是久留米大學醫科生，因緣際會在一家古董店認識了佐藤。於1954年前後，佐藤在久留米古美術草場購入此盞。
《宋瓷の美》展覽結束後，工藤先生親臨本館，將佐藤當年購入青瓷盞的經過娓娓道來。佐藤曾向工藤展示青瓷盏，但此後一度將之歸還古美術草場。但經過工藤多番遊說和孰促，佐藤終於再次購入原器，當時盞沿已用金漆修補過。自此直到晚年，佐藤一直對青瓷盞珍若拱璧，即使要為留學法國雷恩大學籌措學費，亦不願割捨出讓。旅法歸國後，佐藤在廣島大學任法文教授。
東京都京橋繭山龍泉堂的繭山順吉為知名中國藝術古董商，工藤亦曾向他提及佐藤珍藏的青瓷盞。繭山為一睹為快，遂親赴廣島，並願意出價收購，但遭對方回絕。佐藤其後遷至築波大學，年屆國立大學退休年齡之後，再轉往神戶女子學院教書。
汝窯茶盞之特色
青瓷盞口徑僅10.2厘米，高5.2厘米，如何才能斷定此乃傳世之作呢？它的天青色清雅絕倫，釉面瑩潔如玉，凡此種種，俱與出土作品迥然有別。出土文物鮮見如此佳妙的天青色，本品雖曾修補，但殘片保留齊全，看來破損之前，本應完好如新。此盞器形完整，釉色淡雅，原為殘次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本品典雅工緻，其口沿略薄，而佐藤購藏之前，已用金繼法妥為修復，足證此乃在日本代代相傳的典藏之作。
（翻譯自英文譯文）
出川哲朗
（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館長）
論新發現傳世汝窯茶盞的釉色與形制之美
於2016年，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（下稱「本館」）因緣際會，藉《宋磁の美》展覽推出了一例剛發現的汝窯茶盞。如此機緣，難能可貴，現謹於拙文將其緣起概述如下。
本館的北宋汝窯天青釉水仙盆，乃永久館藏的一大鎭館之寶。汝瓷以其經典的天青釉，被譽為芸芸瓷器中的絕色。能否燒造出淡雅的天青色，誠為汝窯青瓷的頭等大事。為此，必須嚴格控制窯溫，至於胎土是否硬脆，或是否有細微片紋，皆已無關宏旨，至關重要的始終是釉色。汝瓷對釉料要求之高，別的中國陶瓷鮮能望其項背。河南寶豐清涼寺窯址曾發現大量瓷片堆積層，但如本拍品般色呈天青者少之又少，可見釉色確為首要的品鑑標準。若要觀賞青瓷釉色的幽微之美，以自然光充足的環境為上，所以本館佈展時概以此為依歸。鑑於人工照明會影響溫度和釉色，令青瓷外觀大打折扣，所以觀賞時以自然光效果尤佳。
本館曾於1999年舉辦《宋瓷》展覽（1999年6月20日至8月15日），展品中有汝窯青瓷五件，三者為日本珍藏傳世品：一例為本館的水仙盆，另一例其後贈予東京國立博物館，而最後一例於2012年在拍賣會上易手，目前由海外藏家持有。除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（珍藏汝瓷21例）、北京故宮博物院（15例）、中國國家博物館（8例）、大維德中國藝術館（12例）和大英博物館（4例），若想在別處看到五件汝瓷同時亮相，機會率微乎其微。汝瓷是該次展覽的亮點，作為展品並列而置，觀者更容易比對和鑑別各傳世品的色澤和形制之微妙差別。自1987年發現清涼寺窯址以來，考古研究突飛猛進，故及至1999年推出展覽時，汝瓷業已天下聞名。
時至2009年，本館舉辦了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展覽（2009年12月5日至2010年3月28日），呈獻汝窯遺址自1987年以來的出土文物（圖一）。芸芸展品之中，有一部份為此前傳世品所未見，足證汝瓷品種繁多。為是次展覽所出版的圖錄，對我們日後的新發現至為關鍵。展覽中提出的一些汝瓷新觀點，在中國境外亦廣獲認同，對此吾等深感欣慰。主管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在圖錄中指出，出土瓷器鮮有天青色，與傳世品相較之下，益顯天青汝瓷彌足珍貴。
本館以台北故宮珍藏的北宋汝窯水仙盆為題，於2016年舉辦了特展（2016年12月10日至2017年3月26日）。是次展覽合共推出四件台北故宮珍藏水仙盆，其中以一例稀世「無紋水仙盆」尤為矚目，同時亮相的還有此器於清代的仿燒之作。
北宋汝窯「無紋水仙盆」被譽為「人類史上陶瓷藝術品的巔峰之作」。在眾多中國陶瓷作品中，汝瓷以質量之高獨領風騷。《格古要論》亦有汝窯青瓷「無紋者尤好」一說，足證此作在人類史上洵為登峰造極之作。
與此同時，我們還推出了《宋磁の美》特展，重點推介本館永久館藏內的宋瓷。「新發現」的汝窯茶盞亦是展品之一，吸引了大批觀眾，可謂轟動一時（圖二）。這件首次曝光的作品，是日本已知第三例傳世北宋汝瓷，也是唯一的盞形器物。此器的形制、大小，均與前述《北宋汝窯青磁考古發掘成果》展覽圖錄中的一例出土汝瓷（編號67）相若，但其淡雅的天青色與後者迥然有異。它的口沿曾有破損，後用金粉修補，但修復時僅用原片，並未添加外物。此物代代相傳，原來保存完好，破損之後，當時的物主用傳統的「金繼」法 (描漆敷金) 黏補修復。原來的殘片用漆黏合，為求美觀，再沿接縫敷以金粉。傳統而言，此法多用於修補茶具，所用金漆華彩熠然，格外美觀。在大阪展出時，據圖錄所示，其盞沿已崩成六片，並用金繼法修復如新（圖三）。
新發現的汝窯盞成為展品之一，其實純屬意外。在籌備《宋磁の美》的過程中，我們獲悉有一件傳世汝瓷，其外觀與2009年圖錄所示相近。物主派人將實物攜至本館，以鑑定其真偽。2015年11月，首席策展人小林仁檢驗了實物，並向本人作出匯報。及至2016年3月，此器再被帶到本館，本人方有緣得識其廬山真貌。茶盞的形制、大小均與出土文物相當，器足亦有三個小支釘痕。然而，它的釉色無懈可擊，能流傳至今，想來與此不無關係。我們確信此乃汝窯真品，原盞當天即存放館內，俟十二月展出。有些情況下，我們也會諮詢外部專家的意見；但就汝瓷而言，我們所做的調查研究不知凡幾，所以對於是次的評鑑結果，我們均信心十足。小林與我鑑定過的出土和傳世汝窯青瓷數目眾多，而我倆對此器的結論可謂不謀而合、毫無疑義。
此盞與出土文物不同的是，其釉色素雅幽靜，器表腴潤，觀之端凝大氣。盞沿釉層偏薄，隱約可見其下微微泛紅的胎色，器足有三個小支釘痕。相形之下，出土文物多有崩損，外形差強人意。
來源
這件汝窯茶盞配一古色古香的木盒，盒身墨書「青磁茶碗」（圖四）。據此盒看來，茶盞早已納入某個日本收藏，可惜除此之外，其他細節一概闕如。
此盞為佐藤弓葛（1917-1996）（圖五）舊藏，據醫生暨陶瓷學者工藤吉郎先生透露，佐藤先生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，獲頒西班牙語學位，其後在九州大學教授法文。工藤是久留米大學醫科生，因緣際會在一家古董店認識了佐藤。於1954年前後，佐藤在久留米古美術草場購入此盞。
《宋瓷の美》展覽結束後，工藤先生親臨本館，將佐藤當年購入青瓷盞的經過娓娓道來。佐藤曾向工藤展示青瓷盏，但此後一度將之歸還古美術草場。但經過工藤多番遊說和孰促，佐藤終於再次購入原器，當時盞沿已用金漆修補過。自此直到晚年，佐藤一直對青瓷盞珍若拱璧，即使要為留學法國雷恩大學籌措學費，亦不願割捨出讓。旅法歸國後，佐藤在廣島大學任法文教授。
東京都京橋繭山龍泉堂的繭山順吉為知名中國藝術古董商，工藤亦曾向他提及佐藤珍藏的青瓷盞。繭山為一睹為快，遂親赴廣島，並願意出價收購，但遭對方回絕。佐藤其後遷至築波大學，年屆國立大學退休年齡之後，再轉往神戶女子學院教書。
汝窯茶盞之特色
青瓷盞口徑僅10.2厘米，高5.2厘米，如何才能斷定此乃傳世之作呢？它的天青色清雅絕倫，釉面瑩潔如玉，凡此種種，俱與出土作品迥然有別。出土文物鮮見如此佳妙的天青色，本品雖曾修補，但殘片保留齊全，看來破損之前，本應完好如新。此盞器形完整，釉色淡雅，原為殘次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本品典雅工緻，其口沿略薄，而佐藤購藏之前，已用金繼法妥為修復，足證此乃在日本代代相傳的典藏之作。
（翻譯自英文譯文）